晚唐诗人李商隐（约812年或813年—约858年）是我所钟爱的文学家之一，他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我们所熟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收录了他的诗作二十二首，仅次于杜甫，王维，李白，位居第四。他蕴藉含蓄、典雅瑰丽的诗风为无数后人所喜爱和模仿。在前辈光芒照耀下的晚唐诗坛大有山穷水尽的滑坡趋势，而李商隐的出现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座高峰，他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，与杜牧并称“小李杜”。他的许多名句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，比如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、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、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、“ 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、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等等。毋庸置疑，李商隐诗作是成功的，但他的人生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。
    李商隐自称与皇族同宗，曾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。经张采田考证，他确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。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，他的这种皇宗关系也就没能给他带来任何现实利益。
    李商隐的家世，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，李涉担任过的最高官职是美原县令。曾祖李叔恒（一作叔洪），曾任安阳县尉。祖父李俌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。父亲李嗣，曾任殿中侍御史，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，李嗣任获嘉县（今河南获嘉县）县令。
   他的父亲在浙江东西两道节度使幕府当幕僚时期，李商隐在江南度过了六年愉快的童年生活。江南旖旎的风光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，培植了他缠绵深情的性格。

十岁前后父亲去世，他和弟妹们随着母亲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南老家荥阳，一家人生活贫困，常靠亲戚接济。守丧期（三年）满后，李家迁居洛阳东甸，家境更加困难。“宗绪衰微，簪缨殆歇”、“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”之类的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少年时代家道寒微的处境。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，也就过早地背负起撑持门户的责任。后来，他在文章中曾经提到少年时“佣书贩舂”（即为别人抄书挣钱，贴补家用）的经历。

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。一方面，他渴望早日做官，以光宗耀祖。事实上，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。后来，在为母亲守孝三年的时间内，李商隐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回荥阳。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，还由于从小孤贫、家道衰微而更加看重骨肉之情。另一方面，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、敏感、清高的性格，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，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中。
   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来自于他的父亲，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，则是他回到故乡为父守孝期间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。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，但没有做过官，终身隐居——这种耿介的作风也对李商隐日后的性格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据李商隐回忆，他的堂叔父在经学、小学、古文、书法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，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。受他的影响，李商隐“能为古文，不喜偶对”。大约在16岁时，他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《才论》和《圣论》（今不存），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。这些士大夫当中，就有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。
   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，他本人是骈体文专家，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，不仅教授他骈体文写作技巧，还资助他家庭生活，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。在令狐楚的帮助下，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神速，由此他获得极大信心，并希望可以借此展开仕途。在这一时期的《谢书》中，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及个人的踌躇满志：“微意何曾有一毫，空携笔砚奉龙韬。自蒙夜半传书后，不羡王祥有佩刀。”
    在唐代，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，主要入口有两个：科举和幕府。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认证，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；后者是“出将入相”的现实途径，即，先进入一些有势力官僚的政治团队（幕府）为其出谋划策，如果表现出色，往往可以得到举荐而成为朝廷正式官员。中晚唐时期，很多官员都有既考取了科举资格又作过幕僚的经历。
   青年时代的李商隐得到了令狐楚的赏识，并有机会跟他学习“四六文”（骈体文），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，这是一种幸运，同时又是一种不幸：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，使他的一生都牵累于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。
   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的一次科举考试。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、李宗闵进行打击，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批评了他。由此，牛僧孺、李宗闵等人与李吉甫结怨，后来以二人为领袖的“牛党”和以李吉甫儿子李德裕为领袖的“李党”数十年相互攻讦、争斗不休，成为晚唐政坛的一大矛盾。
     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倾向于“牛党”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李商隐步入政坛。唐文宗开成二年（837年），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。

令狐楚去世后，李商隐得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（倾向于“李党”）的赏识，成了他的幕僚，后又娶了他的女儿。这桩婚姻使李商隐被“牛党”视为“李党”中人，被指责为“背主、忘恩”。但李商隐本人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，他的交往有牛有李，诗文中对两方都有肯定、也有批评。然而，想在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，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梦想。结果，李商隐两边不讨好，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。
    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，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（839）、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）两入秘书省，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。李商隐在基层政府做小官（开成四年-五年：弘农县尉；大中二年-三年：盩厔尉）也同样短暂而坎坷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。事实上，无论是“牛党”还是“李党”得势，李商隐都没有机会晋升。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6），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，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，他随即失去工作而返回家乡。官场失意和晚年丧偶使他笃信起了佛教，后不久即病故。

李商隐有着如此众多的权力和人脉资源，竟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，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。一、如果他能够始终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，义无返顾地投奔“牛党”，势必稳居高位、权力显赫；但代价是，他要昧着良心地帮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、直至死于海南任上，他能做到吗？二、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（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），完全投奔于“李党”麾下，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“背主、忘恩”十字架，还要随时准备帮“李党”对“牛党”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征大伐，他又能做到吗？或许还有第三种假设，假如李商隐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呢？这可是一个高明的“不倒翁”策略，他可以继续成为“牛党”宰相的至交故友，也不影响他成为“李党”封疆大吏的乘龙快婿。这样，无论“牛党”还是“李党”上台执政，他都可以稳坐“钓鱼台”——居“庙堂”之高而非贬“江湖”之远，他又能做到吗？

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，理想主义的诗人也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的，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、自我负责的，也是自我救赎的但布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。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，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、理性和超然的态度，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。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200年后的苏轼（北宋末年，王安石在台上时，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；王安石下台后，司马光尽废新法，苏轼又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，因此又被一贬再贬。）能够与之“媲美”。
     人生不幸诗家幸，李商隐虽然“空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”，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，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的动人心弦、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，为无数后人所钟情、所景仰，如果诗人在天有知，也定会心满意足了。